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旨在加快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包括《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及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需要“五策联动”即通过农民进城落户、城镇赋能农村发展、提升农村产业体系、创新农业经营模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等举措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力争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从农村本身的特点看，农业科学技术含量较低致使经济效益不高，农产品直接关联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而无法依市场机制自由定价。可以说，农村人口比重越大，国家现代化程度就越低，或者说农村所集聚的人口越多，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就越难。具体地说，农民进城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也代表着更高的收入水平。这是由城市的深厚的创新能力、丰富的产业体系、多元化的市场要素以及复杂的职业分工等决定的。据有关联的资料，我国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已占到了农民人均收入的50%以上，而外出农民涉及农村80%以上的家庭。农民进城，也为农村深化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与生产经营模式等改革创造了条件，而后者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力保障。
农民进城主要涉及户籍制度改革。经过多年的持续改革，我国已放开放宽了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这有力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和进城农民的增长。2023年，我国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8.3%，进城务工农民约3亿人左右。2019年以来，约有5000万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推动农民进城，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是要解决好进城农民真正与市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问题。为此，必须统筹推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合乎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随着这一行动计划有序实施，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内，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那时全国将有约10亿人口常年居住生活在城镇之中，将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在农村，但单靠农村力量尚难以解决，一定要通过城镇来赋能乡村振兴。这是因为，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发展水平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且投入成本比较高，经济效益低，难以形成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物质条件；由于城乡差距和长期存在的体制差别，我国农村优质资源要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向城市转移。而城镇特别是城市是各种优质资源和创新要素的承载主体，具有远超于农村的巨大能量，能够对农村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城镇对乡村的赋能大多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积极吸纳农村人口到城镇就业。大量的农民进入城镇务工，不仅有利于平衡城镇的职业结构，推进城镇品质提升，而且明显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加快农村发展的有效举措。二是协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的城市都不是单纯的城市，而是城镇与农村的结合体。如果能做到城乡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治理，将会大大加快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步伐。三是城市先进要件深度融入农村。优势经营主体、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现代经营模式等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城市对这些条件拥有绝对优势，一旦将其融入农村，农村面貌就会发生根本改观。四是对农村实行对口帮扶。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超越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域，依托适宜的机制，通过人、财、物、技等方面的直接支持加快重点农村发展。
产业是乡村振兴之本。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最终要落到产业发展上，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与牵引，不断完善农村的产业结构。
当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成为共识。农村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县域实际出发，更要从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照搬城市的做法和模式。尤其要重视两点：一要辩证认识新质生产力的特征。新质生产力的“新”是相对的、与时俱进的，没有一劳永逸的“新”，其主要的驱动因素是技术突破或技术创新。要保持“新”的状态，必须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坚持用新技术为产业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并非要一概摒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并行不悖，一经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也会蜕变为现代产业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二要科学厘清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要充分考虑资源要素的现状及自身拥有的整合资源要素的能力，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遇高就攀、见新就上，也不要面面俱到、贪多求广，要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突出重点，力图以特求新、以特争先。
基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升农村产业水平，主要应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高质量、高效率农业。对大部分城市来说，农业仍然是主业，仍要作为重点抓好。核心是提升农业的附加值，优化农业的品种结构，主要是运用科技、政策与体制手段将一般性农业改造成观光、旅游、绿色、生态等特色农业。二是努力壮大富民产业。这类产业主要是非农产业，要通过培育、移植、承接、合作等多种途径大力发展乡村新业态、新动能。发展这类产业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基础优势。三是实现多类产业的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一种集成创新，可以衍生出多种新型经济形态，不仅能提升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也能大幅提升农村产业的附加值。
单靠农村自身力量难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城镇的支持与带动；同时，局限于“一亩三分地”的小农经济模式是无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城镇对乡村的赋能主要依托优势经营主体、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经营模式进行，而小地块经营且又相互分割的体制模式是无法与它们有效对接的。要使城市强势赋能，农村必须为之提供相应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规模经营。应当充分认识农村实行规模经营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在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如何走规模经营道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土地流转形式形成规模化农地，城市骨干或优势企业才愿意到农村开展深度经营，这样，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现代化的经营模式等就会相伴而行，提高农业效率，拓展多种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前提是要有比较丰富的包罗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门类。而局限于单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经营耕作是不可能形成丰富且高端的产业门类的。
在我国，农村不强、农民难富的原因除了农村本身的性质特点外，很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主要的形式是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则逐步扩大到土地、人才等要素的差异化对待。城乡要素不能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这样既使农村和农民利益受到直接影响，也严重抑制了农村资源要素的活力和能量。在城乡差别拉大、农民低收入人群比重较高的情形下，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实现城镇和乡村居民发展机会和人身权利的平等。在发展机会方面，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任旧存在着差别，但随着户籍和就业制度等的改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已无制度上的悬差而趋于平等。但在人身权利方面，则任旧存在较大的差别，这尤其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上。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基本公共服务甚至有可能超过务农收入。不平等对待，使农民在损失这笔收入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市场化带来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高额开支。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面向农村和农民。应明确目标任务，建立标准体系，强化约束机制，设计时间界限，由易到难、由急到缓，一项一项地予以解决。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